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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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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周年，日本安倍首相2018年10月25-26日訪問中國，這是2011年12月以來睽違7年之久的日本首相正式訪問中國。

安倍首相此兩日分別會晤李克強總理及習近平國家主席。26日與習主席的會面，習主席提出中日關係必須往新的方向發展推進，安倍首相提出中日兩國以協調替代競爭、互不威脅以及發展自由公平貿易體制等三原則的前提，願與習主席共同開創新時代中日關係作為回應。

25日與李克強總理會面時針對中日關係特別經濟議題雙方共簽署12份文件，包括尖端科技領域設置中日創新合作對話機制進行人工智能(AI)的研發合作、放寬赴日簽證、重啟並擴大規模達3.4兆日圓的中日貨幣互換協議促進雙方貨幣融通、雙方政府與企業對第三國基礎建設開發的共同協助的52項備忘錄以及高齡化社會的因應對策等各領域的合作方案。另外雙方達成日本在2018年中止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締結中日海上搜救協定，架設熱線建構中日海空聯絡機制避免引發突發性衝突，中國同意熊貓出借日本等的共識。

而福島輻射食品中國開放進口的議題，基於習主席表示科學證據檢討是否開放日本福島及周邊各縣食品的進口，並未達成開放進口的明確結論。

其中雙方政府與企業對第三國基礎建設開發的共同協助合作方案受到國際矚目。許多觀察家更認為是日本藉機參與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表態。安倍首相表示希望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的運作能遵守國際社會開放性及透明性的共通原則。日本基於開放性及透明性原則下高質量基礎建設的提供，已經與美國、澳洲聯合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下的區域內開發中國家基礎建設的共同開發協助合作計畫。加上日本過去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經驗及實績，日本的參加對於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實施極可能產生互補性功能。即透過提高一帶一路計畫的開放性及透明性以及尊重被援助國的主體性及財務能力，提升被援助國接受政府開發援助及外來直接投資（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後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及永續性。

而政府開發援助及企業海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是二戰後20世紀日本實施對外經濟政策的基本策略工具，兩者對被援助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互補性功能。其中日本政府透過政府開發援助提供資金、技術等經濟援助開發中國家道路、港灣、機場、發電設施、水庫等的基礎建設。日本企業等民間部門在官民合作前提下一方面承包政府開發援助的海外工程建設，同時日本也透過支援產業的海外直接投資輸出資金、產業技術等經濟資源。所以對於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除了政府開發援助外，民間部門的投資等的資金也扮演關鍵的角色。

二戰後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實施60年，安倍政府2014年10月27日第14次經濟協助基礎建設戰略會議決議修改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 ODA Charter）（包括1992年舊ODA大綱、2003年ODA大綱）為開發協助大綱。2015年2月10日安倍政府內閣會議正式通過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修改為開發協助大綱（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註1）

日本1979年對中國開始政府開發援助，1980年代無償援助及日圓低利借款幫助中國建設港灣、發電廠、鐵路等基礎設施，1990年代建設地下鐵、下水道等設施，2000年後轉移至環境保護及人才培育等硬軟體的建設。

總結日本政府開發援助過去60年來的營運以回饋國際社會目的，主要集中援助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及人道援助。而未來對於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持續發展希望透過開發協助亦能繼續提供幫助。日本基於國際貢獻及對日本國家利益的兩全考慮，希望未來開發協助發揮多樣性的功能，兼顧日本國家安全以及國內經濟發展的所需。

不可諱言地此次中日關係的改善主因是中美貿易大戰。但是不管中美或日美的貿易摩擦如何演變，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濟結構提升轉型下所需協助的方向與項目已經大幅改變。日本2015年開始的新政府開發協助正是要與國際社會的脈動聯結從新的觀點及課題切入規劃並合作，未來新中日關係的建構亦是如此。當然中國也必須接受國際社會的規範並與國際接軌。

註1：日本外務省，〈開発協力大綱について〉，2015年2月10日，（http://www.mofa.go.jp/ mofaj/files/0000676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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